“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2019-06-29 17:08:12 管理员 993

“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旨在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需要长期探索与实践。   


513日,生态环境部会同“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在广东省深圳市全面部署“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部际协调小组副组长、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同志指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面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的具体行动。试点城市要通过找准自身定位和改革方向,合理确定试点路径和任务,加强制度、技术、市场和监管体系建设等具体实践,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为2021年后“无废城市”试点次第推开探索路径。试点单位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做好组织领导、实施推动、综合协调及措施保障等工作。要提高行业企业和公众参与度,营造共建“无废城市”的良好氛围。省、市层面要加大对试点城市支持力度。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委员会主任委员杜祥琬院士对“无废试点”建设试点背景与意义,工作方案和指标体系进行解读;深圳市、包头市、重庆市、许昌市、徐州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汇报了本地区“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安排,浙江省、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代表介绍了在全省开展试点的工作思路。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单位相关同志,生态环境部相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及“11+5”试点城市代表们还考察了深圳市梅林一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项目、危险废物资源化回收利用项目和建筑垃圾智慧监管系统。 

  



        201812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计划在全国范围选择10个左右的试点城市,到2020年,系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及历史站位

  《方案》提出,“所谓‘无废城市’,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这意味着“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它是以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在生产与生活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降低废弃垃圾的产生,使垃圾最大限度进入资源再利用环节的城市发展模式。

  从公共物品类型上看,“无废城市”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在进入上没有边界,在消费上却有竞争,这对“无废城市”建设提出了如下要求:第一,“无废城市”不能以一座城市的建设为边界,它的发展必然是区域性的,试点城市的建设要么规模足够大,要么是区域性成片建设。第二,“无废城市”的消费存在明显的内部竞争,容易产生搭便车的投机行为,而个体的自利行为并不自然产生集体公益结果,这就要求“无废城市”的制度建设应注重“重复博弈”机制的建构。

  与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治理理念相比,“无废城市”建设具有更加明显的现代特点:从资源流动的方向看,以往的城市治理理念皆是在作加法,是在原来的城市建设空间中增加新的活力性因素;而“无废城市”则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作减法,是使资源在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得到充分利用。从主体参与性看,以往的城市发展理念强调政府、市场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者角色,其他社会个体只是作为消费者出现的;而“无废城市”则将政府、市场组织、各类社会个体皆纳入生产者角色体系,微观行动的效果将在更大意义上决定“无废城市”建设的效果。

  微治理的制度规划及组织管理

  从《“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设定的六个主要建设内容看,“无废城市”的微治理主要在三个方面铺开。

  顶层设计的微观制度规划与系统协调。在顶层制度设计上,“无废城市”建设区别于其他城市发展战略之处在于,其目标是“以固体废物减量化和循环利用率为核心的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要确定固体废物统计的范围、口径和具体的统计方法。而系统协调机制的建设则要在固体废物产生、收集、利用等各个环节上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边界。可见这一顶层设计不是要提出基本原则,留给基层以充分的解释权,而是要在各部委的联合作业下,达成执行细节的具体化,从而使落地环节保持系统的一致性。

  有组织固体废物的生产管理与管控。有组织固体废物的生产主要包括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及规模性农业废弃物的生产。在前两者的治理上,技术的引进、管理环节的强化与标准化的建设是同步推进的,关注的重点在管理过程的可循环性与各类标准的制定上。其中绿色供应链管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电子转移联单制度等的应用皆需要强化微观环节的可执行性,而这些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进而增加其投机性倾向。此种投机性同样体现在规模农业无废处理环节上。有组织固体废物生产虽是组织化的,但各生产主体间的关联却具有强原子化的特点:社会环节缺乏相互之间的监督与互助,市场环节存在激烈的竞争,这一场域特点对“无废城市”建设极具挑战性。

无组织的生活垃圾减量与资源化利用。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近年来的生活垃圾产量一直处于加速增长状态。生活垃圾的产生分散于各个家庭及工作单元之中,其分散性几乎等同于社会个体的空间存在数量,因此其微观原子化的特点更为突出,也最难治理。相对于有组织的固体废物生产而言,生活垃圾的减量和资源再利用将更多地依靠柔性化的治理手段,其关键在于提升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及相应的行动能力。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模适当的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计划到2020年,系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

“无废城市”的提法非常形象,它是我国首先在世界范围内提出的概念,其现实意义何在?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多亿吨,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亿吨至700亿吨,部分地区垃圾围城现象非常突出。

“无废城市”的首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表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将引导全社会减少固体废物产生,提升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水平,加快解决久拖不决的固体废物污染问题。“无废城市”建设直接产生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对提升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

“无废城市”试点,将从城市整体层面进行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改革,探索建立分工明确、相互衔接、充分协作的联合工作机制,加快构建固体废物源头产生量最少、资源充分循环利用、非法转移倾倒和排放量趋零的长效体制机制。

清华大学教授李金惠告诉记者,日本、欧盟、新加坡在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可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提供借鉴经验。

日本持续推进建设循环经济社会基本规划,通过促进生产、物流、消费以至废弃的过程中资源的有效使用与循环,将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负担降到最低程度。欧盟委员会先后发布“欧洲零废物计划”“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新加坡提出迈向“零废物”的国家愿景,通过减量、再利用和再循环,努力实现食物和原料无浪费,并尽可能将其再利用和回收。

李金惠说,尽管提法不尽相同,但核心内涵是相似的,主要是建设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和社会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资源瓶颈,以及废物处置对稀缺土地资源的占用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地各部门也开展了一系列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的试点工作,为开展综合性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奠定了基础。”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副主任臧文超说,在具体举措上“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主要围绕理顺城市层面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循环利用的体制机制下功夫。包括建立部门责任清单,集成国家单项试点可推广应用的制度、机制和模式,探索建立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

作为一项长期的探索过程,“无废城市”建设需要试点先行,先易后难,分步推进。杜祥琬表示,不要指望一步建成“无废城市”,必须要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

记者了解到,“无废城市”试点城市将由省级有关部门组织推荐,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筛选确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筛选试点城市时,首先考虑国家战略布局,在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规划区域中选择有代表性、带动作用较强的城市。其次综合考虑东中西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及产业特点和地方政府积极性等因素,优先选取开展过或正在开展各类固体废物回收利用试点并取得积极成效的城市。此外,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中选取工作基础较好的城市。(记者 曹红艳)